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本次特赦人群有哪些问题集合的解答工作。我将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每个问题提供准确而有用的回答，并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是否有过大赦的案例？具体大赦了几次，大赦了什么人什么事件？

新中国曾有过大赦的立法，但是却没有大赦过的案例。中国曾经特赦过10批战犯。

一、大赦和特赦的定义和区别

大赦：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某一范围内的罪犯一律予以赦免的制度，是全国性的、大范围赦免。一般在国家有重大事项发生时有大赦。与此相关的是特赦：指针对特定范围、特定对象的赦免。大赦和特赦的区别是：

(1)对象范围不同：大赦涉及的犯罪人的人数一般要比特赦所涉及的人数多。

(2)效果不同：大赦既赦犯罪人之罪，也赦免其刑罚;而特赦则只赦犯罪人之刑罚，而不赦犯罪人之罪。

二、新中国的大赦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过大赦制度。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二)决定大赦;。。。。。。 到1975年下一部《宪法》时，已经没有上述规定。 再之后的78宪法与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也都没有关于大赦的规定。 所以中国的大赦制度，只存在于1954年到1975年之间。 而这段历史时期，总的说来始终在进行革命斗争与阶级斗争，毛泽东本人表示过，可以特赦，不要大赦。就是针对革命中遗留的战争犯和政治犯，针对特定的人，体现新政权新制度的争取群众，进行特赦。 特赦与大赦相比，针对的人是特定的，而大赦，如你所言，等于是否定了之前判处的内容，在一个政权稳定、政党固定的时期，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 事实上，新中国也的确没有出现过大赦——这才是正常的。

在新中国的宪法史上，1949年9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明确规定：“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性文件上第一次正式规定国家实行大赦。随后的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实行大赦的先河。

但大赦法规从诞生之日起就只停留在字面上，从1956年至1975年先后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以及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多次特赦，但在全国范围内从未实行过大赦。在1975年宪法中，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规定大赦，也没有规定特赦，此后于1978年和1982年都只规定了特赦而没有规定大赦。

三、中国的七次特赦

建国以来，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和被关押在国内的日本战犯，我国先后共实行过10次特赦。其中针对日本战犯的特赦有3次，针对内战的战犯有7次。

（1）1956年 特赦日本战犯（共三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战争罪犯的改造和教育，从一开始就奉行“给出路”的政策。1956年，中国第一次释放的是日本战犯，共有355名战犯从天津乘客轮返回日本。中国政府主动释放日本战争罪犯的决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能在新中国成立七周年之际释放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战犯，表明中国***在改造战争罪犯方面采取的是开明政策。接下来，又释放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到1964年底，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2）1959年 特赦首批国内战犯（共七次）

这一次特赦的对象是在押多年的国内战争罪犯。对于这些战犯，中国政府采取分批审理，视其改造情况，分批进行特赦。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政府鉴于大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战争罪犯十年间改造的现状，决定在十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实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

1959年9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在这份内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党阐明释放一批国内战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对国内战犯的审理和释放的准备工作。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释放33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溥仪、宋希濂、曾扩情等人。上图为陈赓陪周恩来和部分特赦人员、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留念。

1960年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

1961年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

1963年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从1964年12月第五批特赦战犯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

1966年4月第六批特赦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2月27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

纪念抗战70周年全国特赦 细数新中国以来的历次特赦-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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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合70年大赦条件的有哪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崔清新、陈菲）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说，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国家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从党和国家层面看，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李适时介绍了草案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周恩来审查特赦第二批战犯名单，看后加一人，此人得知却又悲又喜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毛主席等人的建议下，决定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功德林中的战犯得知后，立即沸腾了起来。很快，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特赦大会，但在此次大会中却有人喜有人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首席法官宣读了10名被特赦人员的名单。而此时站在人群中的一个人听到这个名单之后，心往下一沉：完了！

此次特赦尽管人数不多，但也给功德林的所有战犯带来了希望，就在周恩来审查第二批战犯名单的时候，发现缺了一个人，便在上面加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其实，是有处理战争犯的打算，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对这些人做出审判。

当时蒋介石刚刚撤退到台湾，我军也准备用武力解放台湾，所以这也是没有处理战犯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政权尚未稳定，因此也不满足处理战争犯的条件。

1956年，国家形势渐渐稳定，处理战争犯的两个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处理战争犯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7年，公安部门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的报告，毛主席看后，当即决定不仅要处理这些人，也要释放那些表现好的人。

对此，周恩来表示了完全赞同，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考虑分批释放，如果全部放出来的话是没有把握的。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作出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决定。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借着这个日子，毛主席认为可以借此释放一批改造得比较好的人。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在后来的会议上也一致通过，除此之外，他们还确定了特赦战争犯的前提条件： 被关押已满十年的，改恶从善的战争犯将会特赦。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之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关押在功德林一号的战犯令他们热血沸腾。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这里原本是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后来在清朝被改造成一座监狱，能容纳一千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里，成为了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不过关押在这里的人员并非是等闲之辈。

1956年，为了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他们将全国各地的战犯关押到了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六地的战争犯管理所。

而这些战犯中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则被全部关押到了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特赦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们知道这是毛主席和中国***对他们的恩情和善意，因此，他们专门给毛主席写去了感谢信。

1959年12月4日，特赦大会在全国各地召开，而在北京的功德林也公布了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

第一批特赦的战犯共有33个人，在功德林一号管理所就有十个人。

特赦十天之后，十位国民党将军来到了周恩来的住所，登门拜访。

这十位将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出自于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在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因此当他们再次见到这位久别重逢的老师时，心中不免地有些愧疚。

周恩来看着面前的这些学生，一笑置之，邀请他们全部坐下后，与他们进行了亲近的交谈，如今的情景好像当年一样，周恩来在教室里悉心地教导他们，但如今却物是人非，他们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学生，甚至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

周恩来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也并没有说什么，还细心地过问了他们的生活。杜聿明和周恩来聊天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面道歉：“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对此，周恩来也没有责怪，反而认为是自己没有教好他们。

此次见面，他们共话情谊，再续缘分，周恩来也说出了国家对他们的期望，鼓励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而这些将领也想不到***会对他们这些敌人如此宽容，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这十人也此恩情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投身于国家建设的行列中。

而在此次特赦中，有一个人并没有听到特赦自己的名字，所以在听到全部名单时，他的心猛地一沉：完了！

不过在第二次特赦中，周恩来在看过名单之后还是填上了他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李仙洲只是一位平凡的小教员，他的生活稳定平静，却也无聊。此时的李仙洲近30岁，越发感觉到生活的无趣，因此他有了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在好友的介绍下，李仙洲加入了国民党，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一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中，李仙洲的年龄较大，个头也最高，还是一位父亲，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

毕业之后，李仙洲先后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一营营长、第一集团军第一军教导团上校团长，为国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之后，李仙洲升任旅长，先后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此时，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李仙洲非凡的军事才能，因此在这之后也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之一。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

1947年2月，蒋介石出动三十万的兵力，准备夹击人民解放军。王耀武命令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从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地区南下进驻新泰、莱芜，南北夹击解放军。

我军在陈毅的指挥下，也准备放弃临沂，北上莱芜，准备对李仙洲集团来个围歼。

王耀武得知这一情报之后，立即命令李仙洲北经吐丝口向胶济铁路转进。当时，韩练成却决定推迟突围的时间，他认为如果按照李仙洲的计划进行突围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逃出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就没办法围剿李仙洲集团了。

于是，他提出了这个缓兵之计，但此时，李仙洲并未知道韩练成的想法，但他知道如果要突围肯定是要借助韩练成的这支装备美国机械武器的军队，所以他只能同意了韩练成的方案。

殊不知，此时的陈毅和粟裕已经控制了李仙洲的必经之路，随时准备守株待兔。

第二天，李仙洲率领七个师五万大军就这样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口袋，而当李仙洲意识到危险时已经为时已晚，于是，他趁乱换上了一件普通士兵的服装，在卫士的保护下逃脱。

但当时的李仙洲已经年过半百，身体已经比不上那些年轻小伙子，因此在逃跑的途中由于体力不支几经晕厥，最后还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士兵一路上搀扶着他。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被解放军俘虏。

陈毅得知李仙洲被俘的消息之后，当即作诗一首抒发自己激动的心情。

这场莱芜战役，韩练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战结束之后，陈毅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看望韩练成，对他的功勋作出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了祝贺。

莱芜战役，国民党惨败，震惊了南京的蒋介石，他狠狠地训斥王耀武：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场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么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不好打了。”

此战对于蒋介石来说是沉重一击，但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鼓舞，当时一位国民党人士还说道，这是国共交战以来我方首次吃的大败仗，从此再也没有客观的论调了。

事实上，莱芜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交战，而这也不得不让蒋介石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想要挽救华东战局的劣势。

不过，此战最让李仙洲不解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军队是丢光的，被俘之后，他始终分析着七个军溃败的原因。

俘虏之后，李仙洲被安排到一间普通的农舍居住，就在这时他见到了投奔新四军的属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这个人原来是李仙洲最信任的属下，没想到在后来却成为了“叛徒”。

看着昔日的下属，李仙洲也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他。陈锐霆查看了李仙洲的伤势之后，叫来了管理人员要他赶紧把李司令送到联络部门疗伤。

此时的李仙洲正好打了个哆嗦，便脱下来身上的毛衣，递给了李仙洲，恭恭敬敬地说道：“前线的条件，军座是知道的，请多包涵！” 李仙洲也想不到昔日的下属还能如此善待自己，于是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后来，李仙洲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疗伤，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他疗伤。

当李仙洲刚见到这位年纪不大的女护士时，感觉像是十七八岁，怀疑她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但这个小姑娘的一句话却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郑瑞兰观察完李仙洲的伤势之后，判断是日本的三八式打的，没有伤到骨头。

李仙洲才知道尽管面前这个姑娘非常年轻，但她却有着丰富的护理经验，还知道李仙洲的伤口是日本三八式打的。

在护理的过程中，李仙洲也察觉到了***对他的善意，当管理人员给他送来肉丝面的时候，他问小护士他们也是吃这个的吗？看到郑瑞兰脸上的红晕，他才知道只有给他们这些俘虏才有这么好的饭。

他想不到，自己成为俘虏之后，还能有这种待遇，不仅给他治病疗伤，还给他吃这么好的饭，要知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做到这两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

尽管病情已经好转，但他却始终担心，不知***会如何处理他。得知李仙洲被俘，陈毅决定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对手，一见面，李仙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尴尬地向陈毅问好：“陈先生，久仰久仰！”

陈毅也主动伸手握住了李仙洲的双手，关切地说道：“李先生，您受惊了！”

陈毅随和的态度，也让李仙洲卸下了防备，两人就这样聊起了天来。陈毅首先向李仙洲询问了他负伤的经过和治疗的情况，而李仙洲也感受到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也夸赞那个小医生如果没有她自己的伤不会好得这么快。

陈毅也看到了李仙洲友善的态度，亲切地说道：“慢慢来，不要着急。你福大命大，老天爷保佑你，所以子弹才没有伤到骨头。”还嘱咐他好好养伤，空闲的时候也可以读书看报解闷。

二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之后，陈毅的话让李仙洲感觉到了些许的欣慰，他没想到曾经的对手竟然能和和气气地坐下来进行交谈，而这也让两个针锋相对的人对对方有了不同的了解，李仙洲也才知道陈毅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的人。

临走时，李仙洲紧紧地握住陈毅的双手，感慨万千地说道： “陈先生，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

李仙洲被俘虏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敌意，尤其是与陈毅的会面，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对于被俘，李仙洲的心中并没有多大的怨气，他并没有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给***，也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天要亡他，所以他也只能认命。

在和陈毅见面之后的第三天，华东解放军政治部就安排了被俘将级军官座谈会。此次会议由李仙洲来主持，这天他首先承认了自己指挥的失败，当然战士们被俘自己是有责任的。

但他也并不会将全部的过错揽在自己的头上，他表示他只能负战术失败的责任，而战略上的错误应该由陈诚负责。

在电文中，李仙洲指责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用心，并呼吁蒋介石能停止战争，追求和平。而蒋介石看到李仙洲发表的电文之后，气得破口大骂李仙洲是“大逆不道”。

1956年1月，李仙洲等六十余名高级战俘从哈尔滨集中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在功德林中，尽管他们对外是战犯，但生活却过得非常自在，他们除了日常的学习和劳动之外，还会在闲暇时进行各种 娱乐 活动。

而李仙洲的生活也非常悠闲，能吃能睡。尽管李仙洲的岁数比较大，但他的饭量可不小。一顿饭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的时候能用小脸盆一口气吃完，肉包子一顿就能吃十一二个。

在功德林，李仙洲不管从思想上来说还是在劳动上，他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在功德林劳动的时候，管理所对于一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人是没有要求的，大李仙洲却并不在意，反而抢着活干，谁都想不到这位老人竟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司令官。

其实，李仙洲在得知特赦的消息时，也非常高兴，他本以为自己一定是首批特赦的人员。但当法官读完特赦的名单之后，李仙洲心里一沉：完了！

尽管当时的他非常失望，但也立即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积极表现的话，总有一天会被特赦的。

终于，他迎来了这一天。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和范汉杰、沈醉等五十人第二批特赦，从一名战犯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其实，李仙洲能够获得此次特赦，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名。周恩来非常关心战犯的改造工作， 在相关部门起草第二批特赦名单的时候，周恩来一看上面少了一个名字。便指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

就这样，李仙洲重获自由。当李仙洲得知是周恩来亲自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却又悲又喜。

他高兴得是，周恩来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给了自己自由的机会，悲伤的是，他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给老师争光，反而做了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

李仙洲特赦之后，周总理还亲自召见了他，与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周总理的关怀让李仙洲激动不已，他愧疚地说道：

总理也点了点头，说道：“是嘛，我们不能老纠缠在过去，我们要朝前看。”

特赦之后，有关部门准备将他安置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李仙洲却谢绝了政府的好意，他表示自己更想回到老家享受晚年生活。

于是，李仙洲回到了山东济南的老家，任职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等职，开启了他安享天伦的晚年生活。

李仙洲这一辈子，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但当洗尽铅华，走入暮年时，还能享受平淡的晚年生活，也算是三生有幸。

1975年特赦战犯名单，这次特赦罪犯有什么意义

这次特赦应该说从时机上讲，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历史交汇期的关键之年，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节庆时刻实行特赦。

一方面它是有助于发挥特赦固有的弥补法律不足，衡平社会关系，调节利益冲突这样一个刑事政策的功能，同时凸显重大的时代价值。

扩展资料

在九类特赦对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特赦：

一是有关对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的；

二是有关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

三是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四是不认罪悔改的；

五是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专家介绍，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

人民网――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新中国七次特赦都赦了哪些名人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第一次特赦人员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图为1948年，蒋介石与杜聿明。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包括爱新觉罗·溥杰，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林伟俦、王凌云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四次特赦人员康泽，曾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五次特赦人员王陵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六次特赦人员甘珠尔扎布，曾任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第七次特赦人员黄维，曾任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

建国后七次特赦，除了溥仪还有谁

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实施了七次特赦，其中前6次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第一次特赦在1959年12月4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特赦之列。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还包括多名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59年之后，中央决定每年特赦一批战犯，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特赦。第二次、第三次特赦分别于1960年、1961年实行，都是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罪犯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进行特赦，其中第二次特赦名50人，第三次特赦68人。

第四次

1963年4月9日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1964年12月28日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1966年4月16日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七次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好了，今天关于“本次特赦人群有哪些”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本次特赦人群有哪些”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